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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国家版权局发布的2024年年度十大侵权盗版案件，为我们深入观察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发展态势提供了丰富样本。这些案件不仅展现了当下侵权盗版的复杂形态和严峻挑战，更凸显了中国知识产权保护从“被动防御”向“主动治理”的范式转型。本文围绕这十大案件，全面剖析了中国在教辅、文创、网络、技术保护措施等领域知识产权保护的新进展、新问题和新趋势，探讨了中国从“国际规则跟随者”向“治理方案提供者”转变的路径和意义，同时对未来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深化发展提出了具体建议，旨在为推动中国从“制造大国”迈向“创新强国”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参考。

　　在当今数字时代，知识产权保护已成为全球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议题。随着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其在各国GDP中的占比不断攀升。以中国为例，2023年数字经济占GDP比重超40%，这一数据充分彰显了数字经济在中国经济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数字经济的核心在于创新，而知识产权则是创新的重要保障。版权作为知识产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保护不仅关乎文化创新的活力、科技自主的能力，更与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紧密相连。

　　2024年8月国家版权局发布的年度十大侵权盗版案件，是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一个重要节点。这些案件涵盖了教辅、文创、网络技术等多个领域，形成了全链条的侵权盗版图景。它们不仅是执法成果的集中展示，更像是一面镜子，折射出中国知识产权保护从传统的“被动防御”模式向积极的“主动治理”模式的深刻转变。这十大案件背后，体现了立法、司法、技术等多维度的协同作战，标志着中国知识产权保护进入了“精准化、技术化、全球化”的新阶段。

　　北京嘉某教育案与娄底刘某案清晰地揭示了教辅侵权已形成了一条完整的黑产链，包括“盗版印刷—电商分销—网课配套”等环节。在湖南案中，犯罪团伙通过注册上千家店铺来规避监管，这种行为不仅增加了执法难度，也使得侵权活动更加隐蔽和难以察觉。而在北京案中，利用境外服务器隐藏踪迹的手段，进一步凸显了侵权行为的复杂性和狡猾性。

　　教辅侵权的危害远远超出了经济层面。劣质的盗版教材直接影响到青少年的教育质量，这对于国家的未来发展和人才培养构成了潜在威胁。同时，浙江案中6400万元的涉案金额，也反映出侵权规模的庞大以及正版市场与侵权市场之间的此消彼长关系。这种现象不仅损害了正版教材出版商的利益，也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秩序，不利于教育产业的健康发展。

　　北京案中采用的“区块链存证+动态监测”非现场执法模式，是版权执法领域的一次重大突破。区块链技术具有不可篡改的特性，能够确保电子证据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为执法提供了坚实的证据支持。而AI风险监测系统则可以实时追踪侵权App的流量异动，及时发现侵权行为的迹象。这种“技术反制技术”的思路，有效地破解了网络侵权的隐蔽性难题，为版权执法从传统的“人工巡查”转向“智能防控”提供了成功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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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这种先进的技术治理模式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和问题。首先，此类技术能否下沉至基层执法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基层执法部门可能面临技术设备不足、专业人才缺乏等困难，如何让这些先进技术在基层得到有效应用，需要进一步探索和实践。其次，技术应用的成本与隐私边界也是需要平衡的重要方面。在追求高效执法的同时，不能忽视对公民隐私的保护，需要建立相应的制度和规范来确保技术的合理使用。

　　娄底案涉案6000万元的背后，反映出当地文印产业长期以来游走于版权边缘的积弊。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管和规范，一些文印企业为了追求经济利益，不惜从事盗版印刷等侵权活动。这种现象不仅损害了版权所有者的权益，也影响了当地文印产业的形象和声誉，制约了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执法只是解决问题的治标之策，要从根本上解决地域性产业的版权问题，需要推动产业升级。政府可以通过补贴正版授权、建立集中交易平台等方式，引导文印企业向合规化、专业化方向发展，将“盗版集群”转化为“合规文印中心”。这不仅有助于保护知识产权，也能够提升当地产业的竞争力，实现经济发展与知识产权保护的良性互动。

　　在北京宁某案中，盗版盲盒通过直播带货的方式快速变现，这一现象反映出国潮IP的溢价正被黑产所吞噬。随着国潮文化的兴起，国潮IP具有了较高的市场价值和商业潜力，但同时也成为了侵权者觊觎的对象。盗版盲盒的泛滥不仅损害了正版IP所有者的利益，也破坏了国潮文化的健康发展生态。

　　上海陈某某案中，6亿元罚单与9年刑期的判决结果，释放出了“中外知识产权平等保护”的强烈信号。值得注意的是，涉案的1600款积木多为仿制乐高，但判决并未强调“涉外因素”，而是聚焦于“产销一体化黑链”。这体现了中国司法从“涉外优先”到“普遍保护”的理念升级，表明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更加注重公平、公正和全面。

　　6亿元罚单创纪录的判决结果，无疑对侵权者起到了强大的威慑作用。严厉的刑事制裁能够让侵权者认识到侵权行为的严重后果，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侵权行为的发生。然而，仅仅依靠刑事制裁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侵权问题。

　　参考美国《数字千年版权法》（DMCA），刑事处罚需要配套“侵权溯源机制”。例如，要求电商平台对玩具类目实行“版权备案准入”，否则承担连带责任。这样可以从源头上减少侵权产品的流通，提高侵权成本。此外，消费者教育同样关键。需要让公众意识到“盗版盲盒”不仅是廉价替代品，更是对设计者创意的剥夺，从而引导消费者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自觉抵制盗版产品。

　　江苏张某案将“深度链接”纳入刑事打击范围，填补了《著作权法》第10条“信息网络传播权”的适用模糊地带。在数字网络环境下，“深度链接”这种技术手段的法律性质一直存在争议。将其纳入刑事打击，明确了其侵权责任，为打击网络侵权行为提供了更加有力的法律依据。

　　江西网盘案以行政处罚划清了“个人存储”与“商业传播”的边界，避免了“一刀切”伤及合理使用。在网络环境中，网盘作为一种便捷的存储工具，既可以用于个人存储，也可能被用于商业传播。合理界定两者的界限，有助于在保护版权的同时，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和网络技术的正常发展。

　　这两案实质上完成了对《欧盟数字单一市场版权指令》第17条的本土化调适，展现了中国参与全球规则构建的能力。在全球数字版权保护领域，中国通过对国际规则的借鉴和创新，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制定出符合国情的法律和政策，为全球数字版权保护规则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上海杜某某案中，犯罪团伙利用境外服务器规避监管，这是数字侵权领域常见的难题。境外服务器的使用使得执法部门在取证和打击侵权行为时面临诸多困难，传统的执法手段往往难以奏效。

　　执法部门通过国际司法协作和技术手段，如流量追踪锁定境内运营者，成功固定了证据。与2023年美国查封盗版漫画网站Manga Mura案相比，中国更突出“技术手段优先于政治协商”，这种“以技术换时间”的策略，为发展中国家应对数字侵权提供了新思路。在跨境取证过程中，技术手段的应用能够提高取证效率，减少对政治协商的依赖，为打击跨境数字侵权提供了更加有效的途径。

　　徐州李某某案中，破解装置牟利3900万元，判决首次明确“规避技术措施”独立于“复制发行”的刑事可罚性。在数字技术不断发展的背景下，规避技术措施的行为日益增多，这种行为不仅损害了版权所有者的利益，也破坏了知识产权保护的技术体系。明确其刑事可罚性，有助于加强对技术措施的保护，维护知识产权的正常秩序。

　　安徽黑胶唱片案将“境外母盘定制”定为犯罪关键环节，体现了对侵权源头的打击。黑胶唱片作为一种传统的音乐载体，在数字时代仍然具有一定的市场需求。然而，一些不法分子通过境外母盘定制的方式进行盗版生产，严重侵犯了版权所有者的权益。将其定为犯罪关键环节，能够从源头上遏制侵权行为的发生。

　　这两案呼应了《WIPO版权条约》第11条，但中国更进一步，将技术措施保护扩展至传统载体（黑胶），彰显了立法的前瞻性。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知识产权保护的范围和方式也在不断变化。中国在立法过程中，能够及时关注到新技术、新载体带来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并通过立法加以规范，体现了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立法方面的先进性。

　　江苏案对9名轻微违规者追加行政处罚，体现了“刑事主罚+行政补位”的梯度治理模式。这种模式根据侵权行为的严重程度，分别适用刑事处罚和行政处罚，实现了刑罚的轻重适度和有效衔接。与美国“一律重罚”模式不同，中国的“宽严相济”模式更符合中国“教育为主”的法治传统。

　　然而，在行刑衔接过程中，也需要警惕“以罚代刑”的地方保护主义倾向。一些地方可能为了保护本地企业的利益，对侵权行为采取从轻处罚或只进行行政处罚而不追究刑事责任的方式，这种行为不仅损害了法律的权威性和公正性，也不利于知识产权的有效保护。因此，需要建立健全监督机制，确保行刑衔接的规范和公正。

　　2024年度十大侵权盗版案背后，体现了中国从“国际规则跟随者”向“治理方案提供者”的转身。在过去，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领域主要是遵循国际规则，学习和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随着中国经济和科技的发展，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不断进行创新和实践，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知识产权保护模式和治理方案。例如，在技术治理、国际协作等方面，中国都提出了自己的思路和方法，为全球知识产权保护提供了新的借鉴和参考。

　　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领域的范式升级，为全球知识产权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数字版权保护、跨境侵权打击等方面，中国通过自身的实践和探索，为全球规则的制定和完善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同时，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与其他国家共同打击跨境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维护了全球知识产权保护的秩序和公平。

　　随着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领域的不断发展和进步，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也得到了提升。中国提出的知识产权保护理念和方案，得到了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可和支持。在国际知识产权保护舞台上，中国正逐渐从参与者转变为引领者，为推动全球知识产权保护事业的发展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建立国家级版权监测平台是实现技术赋能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举措。该平台可以整合各种技术手段，如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监测等，对版权市场进行全面、实时的监测。通过对海量的版权信息进行分析和挖掘，及时发现侵权行为的线索，提高版权保护的效率和精准度。

　　开放API供企业接入，可以让企业更好地利用国家级版权监测平台的资源和技术，实现自身的版权保护。企业可以通过API获取版权监测数据，及时发现和处理自身的版权问题。同时，这也有助于促进企业之间的版权合作和交流，形成良好的版权保护生态。

　　主导“一带一路”版权执法联盟，加强与沿线国家的版权执法合作。“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与沿线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提供了广阔的平台，同时也带来了知识产权保护的新挑战。通过建立版权执法联盟，可以加强各国之间的信息共享、执法协作和技术交流，共同打击跨境版权侵权行为，维护“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版权市场秩序。

　　输出区块链存证标准，将中国在区块链存证技术方面的优势推广到全球。区块链存证技术具有不可篡改、可追溯等特点，能够为版权保护提供可靠的证据支持。中国在区块链存证技术的应用和标准制定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通过向其他国家输出标准，可以提高全球版权保护的技术水平和效率。

　　将版权教育纳入义务教育，是培育“为正版付费”公民意识的重要途径。通过在学校开展版权教育活动，向学生普及版权知识，培养学生的版权意识和创新精神。从小培养学生尊重知识产权、保护版权的意识，有助于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推动全社会形成“为正版付费”的消费观念。

　　除了在学校开展版权教育外，还需要通过各种媒体和渠道，加强对公众的版权宣传和教育。提高公众对版权保护重要性的认识，让公众了解版权保护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增强公众的版权意识和法律意识。同时，鼓励公众积极参与版权保护活动，举报侵权行为，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版权保护的良好氛围。

　　2024年度十大侵权盗版案是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一个缩影，它们涵盖了教辅、文创、网络、技术保护措施等多个领域，反映了当前知识产权侵权的复杂形态和严峻挑战。同时，这些案件也展现了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积极探索和创新实践，从“被动防御”向“主动治理”的范式转型取得了显著成效。

　　中国知识产权保护从“国际规则跟随者”向“治理方案提供者”的转身，具有深远的意义。这不仅有助于提升中国在全球知识产权保护领域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也为全球知识产权治理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通过技术赋能、全球协作和社会共治等方面的深化发展，中国能够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为创新驱动发展提供坚实的保障。

　　当保护知识产权成为全社会的肌肉记忆，中国方能从“制造大国”迈向“创新强国”。知识产权保护是创新的基石，只有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才能激发企业和个人的创新活力，推动科技进步和文化繁荣。未来，中国需要继续深化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加强技术创新和国际合作，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知识产权保护的良好局面。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在全球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实现从“制造大国”到“创新强国”的华丽转身。

　　总之，2024年度十大侵权盗版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深入了解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现状和发展趋势的窗口。通过对这些案件的分析和研究，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取得的成就和面临的挑战。未来，中国需要在技术赋能、全球协作和社会共治等方面不断努力，推动知识产权保护工作

　　作者简介：袁竹，四川德阳人，作家、画家、文艺评论家，逍遥画派创始人，代表著作《中国当代名家画集·袁竹》（天津人美版）；《中国高等艺术院校名师教学范本（二）·袁竹山水画作品选》（河北美术版）。袁竹创作小说、散文、诗歌、文学评论等400余万字，发表在“中国作家网”“精神文明报”“四川农村报”“少年先锋报”“作家网”“起点中文网”“喜马拉雅”等各大媒体。歌词《石榴红》荣获“词曲中国2025当代百首优秀作品”大赛决赛金奖。 长篇小说《东升》《平遥世家》《地火长歌》在中国作家网“长篇连载”栏目连载。文学评论《新世纪蜀韵：四川作家笔下的文学版图》《阿来：于藏地书写中构筑文学的宏大宇宙》《〈贾平凹文选〉：当代文学灵魂的多棱折射》《时代浪潮下的生命之歌与存在之思 ――评王十月长篇小说＜不舍昼夜＞》等四十多篇论文被中国作家网发表，其中“中国作家网文学好书2024年度十佳”系列评论引关注。“作家网”刊载《东莞文学：钢与笔交织的时代和弦》《＜白毛女＞的艺术融合之旅》《山河为证：抗战精神的时代长歌》《光影铸魂——解码中国电影的文明重构与精神谱系》等艺术评论50余篇。长篇小说《东升》单行本由国家级文联出版社出版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