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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立法工作，创造性提出“以良法促进发展、保障善治”。这一理念可以溯源到习近平同志主政浙江期间对地方立法工作的高度重视。2006年4月25日，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上强调：“立法是法治的基础”。《中共浙江省委关于建设“法治浙江”的决定》将“加强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建设”确定为八大任务之一，并从“健全法规规章”“完善立法机制”“提高立法质量”三个方面进行了战略部署，明确了浙江立法工作的结构性线索。同时，这也是观察思考、总结梳理浙江立法工作实践经验及启示的重要线索。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法制环境建设，强调立法要为发展服务。“为发展创造一个必备的法制环境，这是地方立法工作的主攻方向”；强调立法工作的严肃性，“必须遵循专门的程序法依法进行”；尤其重视提高立法质量，强调“要把提高立法质量放在首位”，要围绕提高立法质量的目标，“总结经验，改进方式，完善机制”“增强地方性法规的指导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健全法规规章。立法要保障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习近平同志要求：“我省要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走在前列，首先就要在法治建设上走在前列，更多地运用法律手段来调节经济、实施监管，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提高自主创新的能力，反对不正当竞争，维护市场秩序，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立法要坚持从改革发展稳定全局谋划。习近平同志提出要“把立法决策与改革发展稳定重大决策结合起来”。他强调，要“着眼于确立制度、规范权责、保障权益，突出经济立法，抓紧制定和完善一批适应入世要求、符合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需要、保证省委八八战略深入实施、推动省第十一次党代会和省委十一届二次全会确定的目标任务顺利实现，促进我省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地方性法规”。

　　立法要坚持以人为本、为民立法。习近平同志强调立法工作要“把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如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医疗、住房等作为立法工作的重点，加强促进就业和完善社会保障、保障农民利益、应对各种突发事件以及教育、文化、卫生等方面的立法，依法维护和保障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

　　立法要坚持统筹兼顾、协调发展。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出，我们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科学发展观统领下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协调发展的社会，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整体和谐的社会，也是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社会。主要体现为通过系统的地方立法，全面推进浙江经济社会协同发展、区域协调发展、城乡平衡发展和生态环境发展，要求“在加强经济立法的同时，更加重视其他方面的立法”。

　　完善立法机制。立法要坚持党对地方立法工作的领导，保障立法工作的政治方向。习近平同志强调，“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保证。”要“把加强党的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贯穿于法治浙江建设的全过程”。既要在立法内容上“善于把党委的重大决策经过法定程序转变为立法建议，做好地方性法规规章的创制工作”，也要在立法机制上落实“重大的立法行动要在事前提交党委讨论”等党领导立法的制度。

　　立法要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根本途径”。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础上开展立法工作，他指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的最好组织形式”，要“充分发挥人大及其常委会作为党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作用”“支持和保证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行使立法权”。

　　坚持科学立法，认真对待立法工作的复杂性。制定地方性法规，既要遵循国家法制统一的原则，又要立足本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是一个具有极强专业要求和鲜明地方特色的复杂工作。习近平同志指出，“我们要紧紧围绕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遵循国家法制统一的原则，立足浙江实际，切实加强立法工作”。并且在立法计划、立法草案论证、审议、立法内容等方面作出了重要指示。

　　坚持民主立法，畅通社会利益表达渠道。习近平同志指出，“立法的过程说到底就是体现人民群众利益和意志的过程，就是对社会不同利益进行界定、协调、平衡、整合和确认的过程”。要“使公民的政治参与既能够在具体的制度上得到保障，又能够在有序的轨道上逐步扩大，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更好地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要“坚持和不断完善立法调研、论证、听证等各项制度，开门立法，扩大人民群众对立法活动的有序参与”。

　　坚持依法立法，有序开展立法工作。习近平同志强调，“必须遵循专门的程序法依法进行”，要把立法工作纳入“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轨道”，强调要“在注重实体立法的同时，兼顾程序立法，有计划、有步骤地做好各项立法工作”。

　　提高立法质量。坚持维护国家法治统一的基本原则。习近平同志一直强调，地方立法“必须坚持法制统一，坚持以宪法和国家法律、法规为依据，不与宪法和国家法律、法规相抵触”，要“坚决克服和防止部门利益法制化的倾向”。2004年，习近平同志就要求“及时做好政府规章的备案审查工作，强化立法监督，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性和权威性”。

　　地方立法必须反映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习近平同志反复强调，立法工作要同浙江实际紧密结合，发挥“补充、先行、创制的作用”“体现地方特色”，要防止“搞大而全、小而全”的立法。对于已经落后于实践的法规规章，则“要继续坚持立、改、废相结合”，从而“使我们的地方立法与时俱进，体现时代要求，避免落后于改革发展的实践。”

　　坚持立法要“管用”，具有针对性、可操作性。习近平同志强调，“立法不在于多，而在管用”。具体来说，要提高立法的“针对性、可操作性，防止照抄照转”。既要“于法周全”，也要“于事简便”；“既要讲规范、讲体系，注意立法的科学性、严谨性，也要简明、实用，不要过于繁琐，要易于人们的了解掌握，便于实际工作的运用、执行”。

　　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法治浙江建设二十年来，浙江沿着习近平同志对立法工作的长远战略部署，积累了系统成熟的地方立法实践经验。

　　健全法规规章的浙江实践。立法服务于高质量发展，推进共同富裕。围绕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等一系列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问题，浙江制定了一系列具有首创性、实效性的地方立法，典型如2020年的《浙江省民营企业发展促进条例》、2024年的《浙江省公平竞争审查办法》《浙江省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促进条例》。

　　及时立法总结前期成熟的改革探索经验，做到改革和立法相统一、相促进。例如，2016年12月，浙江在全国范围内首先开启了“最多跑一次”改革。经过实践探索，浙江于2018年通过了《浙江省保障“最多跑一次”改革规定》，其对于提高行政效能、优化营商环境发挥了重要作用。

　　坚持地方立法与时俱进，体现时代要求，维护人民根本利益。面对老龄化程度在全国范围内最高之一的省情，浙江省在2015年通过《浙江省社会养老服务促进条例》。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的兴起，浙江先后制定或修改了《浙江省公共数据和电子政务管理办法》《浙江省公共数据开放与安全管理暂行办法》《浙江省公共数据条例》等法规规章，为推动数据开放利用，打造全球数字变革高地打下了坚实的法制基础。

　　完善立法机制的浙江实践。完善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机制。二十年来，浙江人大始终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对加强党领导立法的指示要求，配合省委召开立法工作会议；坚持将立法规划、立法计划、重要法规草案及时提请省委常委会研究，重大问题及时向省委请示汇报，把党的领导贯穿到立法的全过程、各方面，从而保证有关决策部署落实。

　　完善科学立法、民主立法有关工作机制。早在2000年7月，由浙江省人大常委会举行的《浙江省实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办法》修订草案立法听证会成为立法法颁布实施后我国举行的第一次立法听证会；2011年制定实施食品安全法办法时，首次举行立法公听会；2018年，浙江省人大常委会立法专家咨询委员会成立；从2021年开始，浙江省人大常委会积极开展立法数字化改革，建成了省和设区市人大立法工作一体使用的地方立法综合应用等。

　　强化地方立法的组织程序保障。围绕“立一件、成一件、行一件”的要求，省人大常委会制定出台了一系列制度规范，保障地方立法进一步完善发展。2019年2月，浙江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完善立法工作机制做好新时代地方立法工作的若干意见》，从立项、起草、审议、论证、评估等立法各个环节提出了要求，为构建“1+X”立法工作制度体系奠定了良好基础；3月，省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主任会议研究通过《重要法规草案起草小组“双组长”制度实施办法》，明确对涉及部门多、社会影响面广、关注度高、立法难度大的法规项目实行由省人大常委会分工联系的副主任和省政府分管负责人共同担任起草小组组长的“双组长”制度，成效明显，得到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充分肯定。

　　提高立法质量的浙江实践。持续推进法规规章备案审查工作。浙江围绕行政规范性文件先后制定了《浙江省行政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规定》《浙江省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等规定。2018年公布了第一份由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做出的备案审查工作情况专项报告。

　　增强立法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20年来，浙江省坚持以“小切口”“小快灵”的方式推进立法工作。2025年《浙江省城镇社区更新条例》聚焦老旧小区改造，不搞“大而全”，针对性解决资金、用地、政策瓶颈等现实问题；2016年《湖州市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条例》采用“1+X”系列立法模式，以“生态+”为主线，通过制定一系列“小切口”法规，不断提升法规体系的广度、精度、深度。

　　作为习近平法治思想在省域层面的早期探索与重要萌发地，浙江的地方立法经验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启示。

　　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推进各项事业全面法治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时代在进步，实践在发展，不断对法律体系建设提出新需求，法律体系必须与时俱进加以完善”。以达至良善治理为目标，健全法规规章不仅需要推进各个领域全面的法治化，也需要在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等关键领域进行有所侧重的资源倾斜和安排。

　　建设更加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首先是全面、系统性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依法治国是一个系统工程，要整体谋划，更加注重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因此，形成贯穿于从中央立法到地方立法的全过程和各个方面的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对于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具有不可或缺的引领和推动作用。

　　建设更加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需要有重点、分步骤进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重点领域立法着眼于顶层谋划，并非局限于单一领域，根据党中央确定的战略目标、中心工作和重大决策部署而进行调整。新兴领域则着眼于未来大势，体现的是党中央的前瞻性布局。涉外领域立法则着眼于国际大局，体现广阔的国际视野和鲜明的斗争精神。

　　立法要具有问题意识、实践导向，关注实践发展，解决实践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围绕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下的一系列重大课题，“要有强烈问题意识，以重大问题为导向，抓住关键问题进一步研究思考，着力推动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

　　完善法制需要妥善处理改革与法治之间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凡属重大改革要于法有据”。这一思想内涵丰富的命题意味着，既不能把改革限制在现有法律之内，也不能以合法性为借口否定和阻碍改革。而是要让改革效果与法治效果相统一，以法律引领和保障改革。

　　加强立法政治保障与组织保障，完善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机制。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优化立法工作机制就是“利其器”，是高质量立法的制度保障。

　　开展立法工作首要的是坚持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政治属性是立法工作第一属性，政治站位是立法工作第一站位。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加强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完善党对立法工作中重大问题决策的程序”。这需要建立并完善相应的领导体制，规范党领导立法的工作程序，保证党的主张和人民的意志转化为国家意志。

　　要发挥人大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最大限度保障人民当家作主”。人大主导立法，就是要让人民成为依法治国的主体和力量源泉，赋予整个国家立法以民主正当性基础，强化法律的正当性与公正性；要回应立法权的行政化、立法部门化等现实问题；要让人大对立法选项与规划、立法过程、立法结果具有真正实质意义上的决定权。

　　完善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机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是提高立法质量的根本途径”。完善科学立法机制要注重从实际出发，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章立法需要讲求科学精神，全面认识和自觉运用规律”“中国共产党的一切执政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治理活动，都要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坚持民主立法，要在立法机关的主导下，组织有关部门、人大代表、专家学者、企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以及人民群众等共同参与立法工作，开展广泛协调协商，重视民意表达并及时认真研究、反馈，以最大限度地凝聚共识，形成“党委领导、人大主导、政府依托、各方参与的立法工作格局”。

　　提高立法质量，维护法治统一，增强立法的时代性、规范性。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要统筹立改废释纂，完善合宪性审查、备案审查制度，提高立法质量。

　　立法要坚定维护法治统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维护国家法治统一，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要充分发挥备案审查等制度的作用，推动对存在合宪性、合法性或适当性问题的现行法规规章、司法解释等规范性文件，及时予以修改、废止或重新制定，保障宪法法律实施，维护国家法治统一。

　　统筹立改废释纂，更好适应改革实践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立法先行，立改废释并举”“不能让一些过时的法律条款成为改革的绊马索”。在改革实践深入推进的过程中，法律规则会同改革方案相抵触，立法与改革决策会存在衔接不畅的问题，呈现出现行法律规定不适应改革发展要求的情况，就需要推动修法进程，引领改革发展。

　　增强立法的针对性、适用性、可操作性。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法律的可执行性、可操作性是衡量立法质量的重要标准。提高立法质量要避免立法的语义模糊，不能一刀切，而是要该宽则宽，当严则严，适应各种复杂的情况，并做到具体明确，符合立法的技术规范。九游体育官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