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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珠宝公司就恶意提起知识产权诉讼的反诉与本诉存在牵连性可合并审理；本诉中，甲珠宝公司非案涉商标注册人或授权维权主体，罗某的未注册商标未获驰名商标保护且乙公司对该标识不构成商标性使用，故驳回罗某全部诉讼请求；反诉中，结合主客观标准，难以认定罗某、甲珠宝公司构成恶意诉讼，遂驳回乙公司全部反诉请求，一审判决已生效。

　　罗某于2019年2月21日经核准注册了第3××2号“K××L××”商标（下称“涉案商标”），核定使用商品为第14类，涵盖首饰用小饰物等。2021年，罗某成立了甲珠宝公司，负责生产和销售“吻爱”及“K××L××”品牌的珠宝产品，其本人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

　　在品牌宣传方面，自2014年至2023年期间，罗某及其创立的甲珠宝公司长期将中文“吻爱”与英文“K××L××”标识组合使用，通过个人微信朋友圈、店铺微信公众号以及明星代言等多种渠道对商品和品牌进行推广。

　　乙珠宝公司是“××A”系列注册商标的权利人。该公司于2016年7月17日完成了“K××L××”系列情侣对戒的设计创作，该系列商品随后于2017年3月正式上市销售。

　　为固定权利，乙珠宝公司于2018年6月7日就前述“K××L××”系列情侣对戒的设计创作，向国家版权局申请了美术作品著作权登记，作品名称为《K××L××》。

　　乙珠宝公司在市场上长期销售其“K××L××”系列商品。在其商品标签上，虽然印有“K××L××”英文标识，但同时也会显著地标明其自有品牌商标“××A”。

　　罗某、甲珠宝公司诉称，乙珠宝公司在其销售的商品上使用“K××L××”标识，侵犯了其享有的注册商标专用权，应当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 (500万元)、赔礼道歉、消除影响的侵权责任。

　　乙珠宝公司反诉称，其公司对于“K××L××”商品名称是正当使用，先于案涉注册商标的注册时间，罗某、甲珠宝公司系以不正当手段抢先注册其公司已经使用并具有知名度的商品名称，权利取得不正当。罗某、甲珠宝公司在明知无合法权利基础的情况下，提起本诉，构成恶意诉讼，应当承担赔礼道歉、消除影响、赔偿损失 (10万元) 的侵权责任。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在审理程序上，因恶意提起知识产权诉讼损害责任 (以下简称恶意诉讼责任) 能否以反诉形式提起，需要看与本诉存在的牵连关系。乙珠宝公司反诉的主要理由是罗某、甲珠宝公司的注册商标权利来源不正当，与本诉商标侵权纠纷之间既存在事实查明的牵连，亦存在法律适用的牵连，可以合并审理。

　　在实体裁判上，首先，甲珠宝公司非案涉注册商标的注册人，亦未通过授权方式获取独立维权权利，并非本诉的适格原告。其次，关于商标侵权。我国实行商标权注册取得制，未注册商标难以等同注册商标获取法律保护。罗某虽自2014年起将“K××L××”标识使用在商品宣传上，但截至2019年2月21日，该标识属于未注册商标，不能依据现行商标法主张注册商标专用权，亦无法作为“他人未在中国注册的驰名商标”进行保护。

　　乙珠宝公司在商标注册前将“K××L××”登记为美术作品名称，并作为商品名称使用，实际销售该系列商品时显著标明“××A”注册商标，“K××L××”标识未起到识别商品来源的作用，不构成商标性使用。据此，罗某本诉主张不成立。

　　最后，关于恶意诉讼。审查罗某是否恶意抢注商标后提起本诉，应当遵循主客观相结合的判断标准。一方面，罗某在品牌经营中使用“K××L××”标识的时间早于乙珠宝公司使用该商品名称的时间，“K××L××”亦是其珠宝品牌的英文翻译，罗某基于对该标识的长期使用在原使用范围内申请商标注册，不构成恶意抢注。另一方面，诉讼过程中未发现罗某、甲珠宝公司存在其他不法动机或恶意诉讼的行为表现，考虑到二者对于知识产权权属的认知情况与诉讼能力，难以认定其具有明知不具备相关权利基础而提起本诉的故意。至于庭前两次变更案由，是当事人对于请求权基础的选择，亦不宜认定为恶意诉讼。据此，乙珠宝公司的反诉主张不成立。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判决如下：一、驳回原告罗某的全部诉讼请求；二、驳回反诉原告乙珠宝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一审判决已经生效。(2023) 粤民初251号民事判决书。

　　近年来，随着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的增强，诉讼已成为权利人维护自身权益的重要手段。然而，一股暗流也在涌动——部分主体将诉讼异化为打击竞争对手、谋取不正当利益的工具，即所谓的“知识产权恶意诉讼”。这种行为假“维权”之名，行“侵权”之实，严重扰乱了市场秩序和创新环境。

　　最高人民法院早已关注到这一现象，并在2011年将“因恶意提起知识产权诉讼损害责任纠纷”确定为独立案由。然而，十余年过去，这一旨在反制恶意诉讼的案由在司法实践中却面临“遇冷”的尴尬。究其根源，一方面在于诉讼程序启动艰难，受害者难以在侵权诉讼中同步发起有效反击；另一方面，“恶意”的认定标准模糊，法官在裁判时往往慎之又慎。如何从程序和实体两个层面破解这一困境，已成为司法实践亟待解决的课题。

　　在遭遇疑似恶意诉讼时，被告最直接的想法往往是在同一诉讼程序中提起反诉，要求原告赔偿损失。然而，这条防御之路在实践中却障碍重重。

　　长期以来，一种主流观点认为，恶意诉讼损害责任是基于独立的法律关系，与本诉的侵权纠纷并非“基于相同法律关系或相同事实”，因此不符合反诉的受理条件。这导致许多法院倾向于不予受理被告在侵权诉讼中提起的恶意诉讼反诉，迫使被告只能另案起诉。这不仅造成了程序空转、诉讼周期延长，还可能导致矛盾判决，无法实现制度的诉讼防御功能。

　　转机出现在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知识产权侵权诉讼中被告以原告滥用权利为由请求赔偿合理开支问题的批复》中明确，被告可以请求原告赔偿因该诉讼支付的合理律师费、交通费等开支。这一批复为在侵权诉讼中提起部分反诉请求打开了缺口，北京、福建等地法院随后出现了受理此类反诉的案例。

　　然而，这一进步仍显局限。《批复》仅明确了“合理开支”可以反诉，但对于因恶意诉讼导致的其他重大损失，如商誉损害、丧失商业机会等，能否一并提出，实践中仍存分歧。从法理上看，无论是合理开支还是其他经济损失，其根源都是原告的恶意诉讼行为，赔偿请求的基础是同一的。因此，允许被告就因恶意诉讼遭受的全部损失提起反诉，更符合诉讼经济和实质公正的原则。

　　如果说程序优化是为反制恶意诉讼打开“通道”，那么明确“恶意”的认定标准，则是为法官裁判提供精准的“标尺”。这也是司法实践中最具挑战性的部分。

　　恶意诉讼本质上是一种侵权行为，其构成要件包括主观恶意、侵害行为、损害后果及因果关系。其中，“主观恶意”的认定是核心难点。它并非一般的“过错”或“故意”，而是指行为人“以追求他人之损害为目的”，且“明知自身诉求缺乏法律依据或事实基础”。这种深藏于内心的主观状态，需要通过外化的客观行为来推断。

　　最高法院通过典型案例，逐步勾勒出认定“恶意”的考量因素。在一起为阻挠竞争对手上市而提起的专利诉讼案中，法院综合考量了不稳定的权利基础、起诉时机与上市进程高度重合、索赔金额明显畸高等因素，认定原告提起诉讼并非正当维权，而是意在干扰对方上市，构成恶意诉讼。这表明，法院倾向于采用“以时机看动机，以标的看目的”的整体分析方法。

　　值得注意的是，权利基础事后被宣告无效，并不必然倒推出起诉时即存在“恶意”。知识产权，尤其是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其有效性本身可能存在争议。关键在于审查权利人是否“明知”权利存在重大瑕疵。例如，对于通过恶意抢注、抄袭他人设计等不当方式取得的权利，权利人提起诉讼时，其主观恶意就较为明显。

　　治理知识产权恶意诉讼，绝非法院一家之事。这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司法、行政、行业乃至社会公众的协同发力。

　　在司法层面，除了优化程序和明确标准，加大损害赔偿力度是遏制恶意诉讼的关键。最高法院在涉“行车记录仪”专利恶意诉讼案中确立了“全面赔偿原则”。这意味着，受害者不仅能索赔律师费、交通费等显性支出，还能就因财产保全导致的利息损失、为规避风险而主动放弃的商业机会等预期利益损失主张赔偿。提高违法成本，让“碰瓷者”无利可图甚至得不偿失，才能从根本上扭转其激励结构。

　　在行政与行业监管层面，强化源头治理至关重要。检察机关在监督中发现，恶意诉讼的根源常在于授权阶段的疏漏。因此，加强与专利、商标行政主管部门的协作，对非正常专利申请、恶意商标注册等行为进行重点筛查和打击，能从源头削减恶意诉讼的权利基础。浙江省高级法院与市场监管部门建立全国首个知识产权领域失信联合惩戒机制，将恶意诉讼主体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并公示，就是一项有力的创新举措。

　　此外，发挥社会共治力量也不可或缺。通过设立“知识产权综合保护联系点”，检察机关可以联合行业协会、重点企业，共同监测和举报恶意诉讼线索。提升广大市场主体，特别是中小商户的知识产权意识和抗辩能力，也能避免其因畏惧诉讼而成为恶意诉讼者“收割”的对象。

　　知识产权制度是激励创新的“利益之油”，决不能被异化为打击他人的“恶意之手”。治理恶意诉讼，需要在保护正当维权与制止权利滥用之间找到精妙的平衡。

　　这要求法院在裁判时既要有“惩恶”的力度，对恶意诉讼者果断亮剑，让其付出沉重代价；也要有“识恶”的智慧，秉持审慎与谦抑的原则，避免误伤正当的维权行为。通过程序优化降低防御门槛，通过标准明晰统一裁判尺度，通过协同治理净化行业生态，我们才能共同筑牢知识产权诚信保护的堤坝，让真正的创新者在公平、清朗的市场环境中茁壮成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五十四条、第六十七条、第一百四十五条

　　环球网12月9日援引路透社、彭博社等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8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宣布，美国政府将允许英伟达向中国出售其H200人工智能芯片，但对每颗芯片收取一定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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