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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年1月13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官方媒体中国知识产权报官方微信发布了于1月10日刊报的审查周刊专题报道《

　　可以看出复审案件还存在较大的积压缺口，请求量比结案量多出近4万件一年。但是无效案件却实现了结案量比请求量还多的情况，这或许得益于报道中提到的

　　我们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年报，统计了近八年的复审和无效受理量数据情况，总体来看，各数据增长还是明显的。复审量是八年前的三倍，无效量翻了一倍。

　　一是复审案件数量短短两年内就翻倍，凸显审查标准的不确定性。从2020年受理5.4万件，到2022年受理10.5万件，两年时间复审案件数量翻倍，应该绝非巧合。其中就不乏在审查中出现大量驳回案件的情况，例如公知常识过于宽松的使用等，或许都是会导致复审案件突然激增的原因。

　　这其实也对专利局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就是政策的连续性和可预期性。道理很简单，专利是一个长周期的项目，如果要吸引创新者进入到这个制度，必须要对政策和审查标准有相对稳定的可预见周期，否则大量创新就不会选择专利途径了。

　　二是无效案件数量的翻番，基本由未经过实质审查的专利所带动。从数据可以看出，2023年受理的实用新型专利无效数量3894件，和外观专利3207件，已经是2017年两个数据（1948件和1491件）的两倍，相比之下，发明专利的无效案件数量增长并不迅速，事实是在2021年冲到1700件最高之后，近年来又呈现下降再回升的趋势。

　　这说明了在专利真正应用于市场竞争和诉讼的方面，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专利还依然占据着中国专利诉讼的主流，但是这两种类型的专利九游体育并不进行实质审查。由此也引发了中国专利制度运行中出现的各种衍生问题。

　　换句话说，这种现象也表明，目前在中国提起专利诉讼的门槛或成本是相当低的，获得权力的相对容易，导致会有大量的专利诉讼出现，因此法院将不得不承受连年增长且巨大的工作量压力。

　　这种结果就必然导致法院可能会更多的将一些诉讼认定为是“干扰式”或“滥用式”的诉讼，并希望以此来扼制一些不必要的诉讼。不过在面对每年依然有数百万件的这些未经实质审查的实用新型和外观专利的授权，法院的这些举措无疑是杯水车薪，反过来倒有可能会对正常的专利维权产生负面影响。

　　这就是由相对“低质量”专利所引发的中国专利制度中的两个毒瘤：一是由行政系统主导的“非正常专利”认定；二是由司法系统主导的“恶意诉讼”的打击。其根本都是因为案件数量过多所导致的，但是这种方式治标不治本，始终无法抵达病患的病灶，反倒是会对中国创新形环境成负面影响。

　　究其原因，为何很多专利权人热衷于用实用新型或外观这类专利去维权，主要原因还是因为这些专利无须进行实质审查，可以很好的保留原始申请的权利保护范围，这就为专利诉讼策略预留了操作空间。

　　基于这一特点，一些实体甚至可以对照者竞争对手的产品来撰写权利要求，这种情况下，只要权利要求能够维持住，侵权认定一逮一个准。因此，这有点像是擦着专利制度的投机行为，并不是专利制度鼓励创新的基调。因此，中国应该尽量避免为此类投机行为创造机会。

　　然而，现实情况是，利用这些无须经过实质审查的专利引发的纠纷却越来越多，其中有多少是让创新空转的，应当是立法者、执法者思考的问题。

　　而司法裁判上对于实用新型专利和发明专利的不区分，也进一步助长了这种九游体育情况。

　　这就是为何要以宁德时代为例，提到为何宁德时代在同时有实用新型专利和发明专利时，选择实用新型专利索赔近1亿时，应当与发明专利维权的裁定有区别的原因。

　　如果将实用新型专利定义为“小发明”，那么即使赔偿额受到上限控制，也依然足以解决针对“小发明”的创新者金钱赔偿的救济。这就会迫使如果发明人想要获得更高额的赔偿，就需要有更好的创新和发明，要经历专利局的严格审查后，确定你的发明是值得的，法院就应当做出更高的赔偿额，这才是发明专利作为“大发明”存在的意义。

　　所以回到宁德时代的案子，如果一件实用新型索赔1亿元，法院如果判赔2000万，是不是同等的发明可以判赔2个亿？这种差异并非是专利技术和产品市场价值的差异，而仅仅是实用新型和发明的系数差异。法院如果能依据中国国情做出有差异的判赔，或许才是引导创新逐步升级的可行之路。

　　但是在禁令救济上，则不建议对实用新型和发明有如此大的区别对待，因为往往申请实用新型专利的多是中小实体，而这些中小实体用来与大型实体对抗的有力武器就是“禁令救济”。

　　因此，仅从专利局公开的无效案件受理量的历年数据，其实就能看到制度改革到不到位。如果未来实用新型和外观专利的无效数量还是持续增长，发明专利表现最差，那就说明制度改革不成功。反之，实用新型和外观专利如果能从数量转向质量，且发明专利的无效占比越来越大，这种情况下或许才是中国专利制度促进创新彻底步入正轨的起点。